艾灸的起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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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灸养生 先秦两汉时期灸法简史

灸疗法是中医学中最古老的疗法之一。关于灸疗法的起源,虽然还缺少确实可靠的资料来印证,但是目前多数学者认为,这一疗法的出现不会晚于原始社会。根据近代考古学研究证明,早在北京猿人时期,我们的祖先就已懂得用火,灸,《说文解字》释为“灼也”,即是以火烧灼之意。先人们在用火过程中,可能因偶而不慎灼伤,结果却使身体另外一部分的病痛得到意外的减轻或痊愈,多次的重复体验,于是便主动地以烧灼之法来治疗一些病痛,逐渐产生了灸疗法。灸疗法的文献记载,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。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、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,既是关于经脉的专著,又是记载灸法的最早的医学典籍。内所提到的各种经脉病症,均采取灸疗其所属经脉之法。并发现,其中一些病症甚至可以“久(灸)几(既)息则病已矣”(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甲本)。同时出土的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,亦提到灸法和熨法。

在同时代的不少非医学书籍中,也有不少灸法的记述。《左传》中提到公元前581年医缓给晋景公诊病时说过的“攻之不可,达之不及”这样一段话,其中“攻” 字,一般认为应当作“灸法”。非医药文献中最早提及“灸”字的,则见于《庄子·盗跖》篇:“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”。《孟子·离娄》篇,还提出了艾灸“今之欲王者,犹七年之病,求三年之艾也”。

从上述可知,灸疗法不仅在医学著作中已经作为一种主要疗法应用于临床,而且一些非医家在引喻射事时亦多用灸法,这充分表明,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,灸疗之法已经相当盛行了。

产生于奏汉之际的医学巨著《黄帝内经》,把灸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,强调“针所不为,灸之所宜”(《灵枢·官能》)。它首先指出“灸{8}者亦从北方来”(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),说明灸法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居住条件、生活习俗和发病特点有关。灸法的适应症包括外感病、内伤病、脏病、寒热病、痈疽、癫狂等,如“脏寒生满病,其治宜灸痈”(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)。灸法的作用具有起陷下、补阴阳、逐寒邪、畅通经脉气血等多个方面。《内经》还提到灸的补泻之法:“以火补之者,毋吹其火,须自灭也;以火泻之者,疾吹其火,传其艾,须其火灭也”。(《灵枢·官能》)。最后,指出艾灸之禁忌症为:阴阳俱不足或阴阳俱盛者、阳盛亢热及息积等病。《黄帝内经》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灸疗法的基础。东汉张仲景所撰《伤寒杂病论》一书,其内容以方药辨治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为主,尽管针灸条文不多,其中《伤寒论》载灸法7条,《金匮要略》2条,复出2条,实为7条,但是,对灸法的应用和禁忌症有所发挥。在应用上,仲景指出灸法宜于三阴经病,或于少阴病初起,阳虚阴盛时,灸之以助阳抑阴;少阴下利呕吐,脉微细而涩时,升阳补阴。或厥阴病手足厥冷,脉促之证,灸之以通阳外达;脉微欲绝者回阳救逆。灸法禁忌范围则包括太阳表症、阳实热盛、阴虚发热等。这些,对后世医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晋唐宋时期灸法简史

从两晋至唐宋,是我国针灸史上灸疗法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。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一、灸法专著大量出现:

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灸法专著是三国时期曹翕(曹操之子)所撰写的《曹氏灸方》,共有七卷,惜已亡佚。敦煌卷子本中的残卷《新集备急灸经》,则至迟是在唐·威通二年(公元682年)依照刊本抄录的,不仅证实该书成书年代甚早,也表明我国早期刊本中就有灸治的专书。另有唐·崔知悌之《骨蒸病灸方》一卷,记载专病灸治经验,原书虽已失佚,但尚收存于《外台秘要》及《苏沈良方》之中。至宋代灸法专著更不断出现,如《黄帝明堂灸经》三卷、闻人耆年之《备急灸法》一卷,西方子《明堂灸经》八卷以及庄绰《灸膏肓俞穴法》一卷等。这些专著在不同时代,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灸法经验。

二、医籍中灸疗占据重要地位

在晋唐至宋代的一些重要医学著作和针灸书籍中,灸法都被作为重要的内容被载入。晋·葛洪之《肘后备急方》,大量收集了当时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灸方。全书共109条针灸医方,灸方就占94条之多。除继承《内经》及《针灸甲乙经》的直接灸法外,首创隔物灸法,包括隔盐炎、隔蒜灸、川椒灸等。另外尚应用蜡灸,以瓦甑代替灸器及烧艾于管中薰灸等。晋隋时期医家陈延之,是提倡灸法的先驱之一,所撰《小品方》(现已亡佚)是我国古代一本重要方书,对灸法也多有论述。他指出“夫针术须师乃行,其灸则凡人便施。为师解经者,针灸随手而行;非师所解文者,但依图详文由可灸;野间无图不解文者,但逐病所在便灸之,皆良法”,表明灸法简便有效易于推广。从散在于其它医籍的近三十则陈氏的灸方中,可以看出,他主张取穴少而精,强调灸前刺去恶血,用灸壮数多达50~100 壮,也有用随年壮。特别是关于灸禁问题,认为《内经》禁灸十八处并非绝对,并提出直接灸要“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处,以疮瘢为害耳”等。其中不少观点,至今仍然可取。唐代名医孙思邈,在其著作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之中,也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,在灸法上,又增加多种隔物灸法,如隔豆豉饼灸,隔泥饼灸,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。在灸疗范围上有较大的扩展,首先增加灸疗防病的内容,如《备急千金要方·卷二十九》指出:“凡人吴蜀地游官,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,勿令疮暂瘥,则瘴厉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。”其次,灸治的病种较前代有所增加,特别是在热证用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,如热毒蕴结之痈肿,以灸法使“火气流行”令其溃散;另如对黄疸、淋症等温热病及消渴、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症等,均用灸法取效。这显然是对《伤寒论》某些偏颇提法的纠正,也是对灸疗法的补充和完善。同时代的王焘,更是重灸轻针,提出灸为“医之大术,宜深体之,要中之要,无过此术”(《外台秘要·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》),在《外台秘要》一书中,针灸治疗部分,几乎都用灸方。这种弃针重灸的观点,当然属于偏见,但是可证明当时对灸法的重视。

宋代著名针灸家王执中撰《针灸资生经》一书,亦以灸法为主,并记载了灸劳法、灸痔法、灸肠风、灸发背、膏肓俞灸法、小儿胎疝灸等灸治之法。书中还收录不少本人或其亲属的灸疗治验,如“予尝患溏利,一夕灸三七壮,则次日不如厕,连数夕灸,则数日不如厕”(《针灸资生经·第三》)。另外,王执中对灸感流注也作了较深入的观察:“他日心疼甚,急灸中管(脘)数壮,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,至灸处即散”(《针灸资生经·第四》)。宋代的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普济本事方》以及《圣济总录》等重要医方书中,亦多收载有灸疗内容。如许叔微强调阴毒、阴证、阳微最宜用灸的观点,创隔巴豆、黄连灸法,方法是“用津唾和成膏,填入脐心,以艾灸其上,腹中有声,其病去矣”(《普济本事方·卷九》)。由于烧灼灸法较为疼痛,使人临医畏灸,南宋·窦材在其所撰之《扁鹊心书》中,首载了“睡圣散”,服后施灸,“即昏不知痛”(《扁鹊心书·卷上》)。

三、灸法应用的专业化和普及化

在唐宋时期,随着灸法的专门化,出现了以施行灸法为业的灸师。如唐·韩愈的《谴疟鬼》诗云:“灸师施艾炷,酷若猎火围”(《昌黎先生集·卷七》),生动地按期绘了大炷艾灼的场面。宋·张杲《医说》中,也曾有灸师之称。除灸师专门掌握施灸技术外,鉴于当时盛行灸法,非医者对灸法也加以应用。《南史·齐本记》载,有人自北方学得灸术,因治有效验,迅速推广,一时间都中大为盛行,被称之为圣火,甚至诏禁不止。《备急千金要方·卷二十九》也提到:“吴蜀多行灸法。 ”表明此法在民间中已颇为普及。另外,宋“太宗病亟,帝(指宋太祖)往视之,亲为灼艾”。宋·苏东坡写有《灼艾帖》,李唐画有《灸艾图》,更证实了灸疗在唐宋之际流传之广。

金元时期灸法简史

金元时期,由于针法研究的崛起,灸疗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。但以金元四大家为首的不少医家,在灸疗法的巩固和完善方面,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刘河间不囿于仲景热证忌灸之说,明确指出“骨热……灸百会、大椎”等,并总结了引热外出,引热下行及泻督脉等诸种灸法,罗天益则主张用灸法温补中焦,多取气海、中脘、足三里三穴施灸,认为可“生发元气”、“滋荣百脉”等。朱丹溪也有不少灸治验案的记载,如“一妇人久积怒,病痫,目上视,扬手掷足,筋牵,喉声流涎,定时昏昧,腹胀痛冲心,头至胸大汗,痫与痛间作,……乘痛时灸大敦、行间、中脘,……又灸太冲、然谷、巨阙及大指甲内间,又灸鬼哭穴,余证调理而妥”(《丹溪心法》)。另如元代名医危亦林,在其所著《世医得效方》载述刺灸法治疗的56个病症中,灸法约占十分之八,且多涉及各科急性热病,时令病及惊、厥、损伤等症。并提出“阴毒疾势困重,……则灼艾法惟良。”(《世医得效方·集论说》)导阴毒宜灸的观点。在施灸方法方面,则不采用晋唐时期动辄百壮的做法,常因病症、因部位而用竹筋大、麦粒大、绿豆大、雀粪大,或灵活地“大小以意斟量”,以定艾炷之大小。且多数用七壮、二七壮、三五壮等。还重视对于灸后的护理,“ 以温汤浸手帕拭之”,“以柳枝煎汤洗后灸之”,防止感染,确为经验之谈。

明清时期灸法简史

明清时期,是我国针灸学从成熟而又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,虽然,这一时期偏重针法的应用,但灸疗也有一定的进展。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,在所著《类经图翼·卷十一》中,专门辑录明以前几百个灸法验方,涉及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科几十种病症。另在《景岳全书》9~36卷所论述各科70余类病症中,有二十类提到针灸疗法,其中涉及灸方的达十五类,并详细论述了灸法的治疗作用。因此,可以说是对明以前灸疗临床经验的一次总结,明代伟大针灸学家杨继洲,也重视灸法的研究和实践,强调针灸并重。《针灸大成》第九卷,论述灸法凡四十一节,内容涉及广泛,有灸法、取膏肓穴法、相天时、发灸法及艾灸补泻等,以及灸治各种急慢疾病二十余种。在施灸方法的革新上,值得一提的是艾卷灸法的创用。此法最早记载于明初朱权之《寿域神方·卷三》,其云:“用纸实卷艾,以纸隔之点穴,于隔纸上用力实按之,等腹内觉热,汗出即差”。其后,逐渐发展,又在艾绒里掺进药末,命名为“雷火针”或“太乙神针”。所谓针,其实是灸,因它操作之法类似针法—— 隔几层纸或布,实按在穴位上之故。艾卷灸操作方便,痛苦又较小,且可随意调节热力,故很快得以推广。后来还有《太乙神针心法》(韩贻丰)、《太乙神针》(范毓{81}传、周壅和编)等专书出现和流传。除此之外,明代还有灯火灸的记载,系指用灯草蘸油点燃直接烧灼穴区肌肤的一种灸法;也有利用铜镜集聚日光作为施灸热源的“阳燧灸”等。

清代,是对我国灸疗法的总结时期。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清·咸丰时医家吴亦鼎所撰的《神灸经纶》一书,他在该书引言中指出:“灸法亦与地并重,而其要在审穴,审得其穴,立可起死回生”,说明灸法之重要。《神灸经纶》全面总结了清以前有关灸法的理论和实践,并参合了不少作者本人的临床经验。是一本集大成式的灸法专著。另如清·廖鸿润的《针灸集成》也收载了大量灸疗的历代文献,予以分类编排,如制艾法一节,就选录了《医学入门》、《医方类聚》、《局方》等多种前人著作的论述。对“发灸疮法”、“疗灸疮法”、“调养法”等都作详细的介绍。

在施灸的方法上,赵学敏所撰的《串雅外编》一书中,介绍了不少民间灸法,如鸡子灸,其法为“鸡子煮熟,对劈去黄,用半个合毒上,以艾灸”(《串雅外编·卷二》),另如碗灸、麻叶灸、桑木灸等,应视为是对丰富多彩的灸法的一种补充。

清代末年,由于清政府在太医院等官方机构中废止针灸,导致了整个针灸学的衰落。灸法则因其法简单方便价廉而又有较好效果,在民间仍流传不息。


2019年1月10日 11: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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